“不出海,就出局”“卷出海”“外卷”等表述无不表达了人们对当前形势下中国企业如何发展国际化的关注。对于企业战略决策者而言,更根本的问题实际上是“为什么”“凭什么”“怎么干”。
中国企业的战略决策者要更理性地洞察,更冷静地分析。如果中国企业要“外卷”,希望是“卷”观念和“卷”耐心。

企业“出海”实际上是企业“国际化”在中国语境下的一种表达。企业国际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概念,也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指企业的经营活动超过本国边界的过程,
包括产品/服务输出、市场竞争、投资与融资以及职能管理活动等,涵盖了出口、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合作和境外上市等形式,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又包括绿地投资、
合资、跨国并购等方式。企业国际化概念的笼统性表现在,企业国际化还包括处于不同国际化不同阶段的多种程度,既可能是以贸易为主要方式的初级国际化阶段,
也可能是全球价值链“链主”的全球整合的高级国际化阶段。因此,企业出海要考虑的因素比仅在国内经营要更多、更复杂,决策者的理性程度对出海成败的影响更
加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积极有序探索出海模式。自从2000年国家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企业整体的国际化进程得到加快。到了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额超过了利用外资额,即资本输出额大于资本输入额,这表明中国进入了历史发展新阶段,从以贸易为主的对外开放格局转为贸易与投资并重。也就是说,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企业出海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既然如此,在今天(特别是2023年以来),我们为何还要如此关心“出海”?社会舆论对中国企业出海的关注虽然很大程度源于自媒体等新媒体广泛传播的推动,但其实也反映了企业界对出海有诸多疑问。当前的企业出海与过往不同阶段有重大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差异首先源于中国企业出海基本背景的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全球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与产业重构背景下,效率导向不再是首要的决策因素,在企业国际化决策中,安全或许与效率同等重要。近年来,部分国家采取“China+1”、“China+N”或“友岸外包”策略,此外,在贸易规则出现政治化和武器化趋势的背景下,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和认知域风险在局部日益成为更突出的矛盾。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若仍以单纯的商业规则或效率导向为首要决策逻辑,将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最近几年消费电子等产业形成的“双节棍”供应链形态就是这一新形势的典型体现。华为、Tiktok等在美国市场的遭遇,拼多多(Temu)和希音(SHEIN)在越南市场被政府“叫停”本地化运营业务等,都是企业第二,新一代技术革命人工智能、绿色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巨大进步催生了新需求、新业态、新形态的全球市场及其变革,为企业出海创造了新机会。企业出海不仅局限于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还包括虚拟空间。全球虚拟空间链接的需求能为企业带来进入不同国家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新机会。大模型和云计算企业出海(昆仑万维等),以及 “出海四小龙”(Temu、Tiktok、SHEIN和AliExpress)的独特表现,都是数字国际化(或称数字出海)的典型案例。第三,绿色低碳日益成为全球共识,这是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进行国际合作难得的“绿洲”,能推动中国企业在相关领域加快全球布局。然而,地区性碳足迹管理、碳税等监管要求和制度,又同时成为新的贸易和投资壁垒,是企业出海布局的重要影响因素。例如,近年来光伏、动力电池等产业全链条上的中国企业积极抓住全球能源结构变革带来的机会,加速在发达国家市场布局,但是又危机四伏。第四,全球政治格局变化以及新技术的叠加作用触发了全球第五次产业转移,部分产业的区域性转移正在启动,甚至加速。中国“世界工厂”和制造中心的地位,是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与中国能动作用的综合结果。随着中国国家优势的变化以及效率导向和安全导向的共同作用,早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前,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经出现转移或“溢出”。2013年我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部分中国企业进入“一带一路”国家进行投资,寻求更低的成本,也进一步带动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些企业的出海既是被动出海,也是主动出海。实际上,全球制造产业曾经如“击鼓传花”般在全球不同区域转移,在这个历史潮流中,一些国家转型升级成为“链主”的主要来源国,一些国家则失去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因此,产业转移本身并不可怕,中国企业出海可能是趋势使然。理性出海,在出海过程中构建国内外协同的核心竞争力,即构建国际竞在新的历史阶段,上述四个新变化对中国企业出海实践和国际竞争力构建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为此,本文将当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定义为新一轮出海。新一轮出海既是中国企业长期出海实践的历史延续,也是创新发展的起点,我们需要以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来对其进行探究。尤其需要思考的是,在新一轮出海基本背景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出海的根本议题——“为什么”“凭什么”“怎么干”——是否出现规律性变化。这三个议题与企业国际化的起点及所处国际化发展阶段息息相关,国际化起点不同,意味着企业在国际化战略路径选择和国际竞争优势构建方式上会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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